“為上學假離婚”公共政策為何博弈家庭倫理

日前，媒體調查發現，河北石家莊一些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在執行“幼升小”政策時要求：父母和孩子3個人的戶口必須在一處才能上片內學校，否則只能接受調劑。為了孩子在片內入學，一些夫妻二人中有一方戶口沒在片內的，為此去辦了離婚手續，由此出現了戶口異地夫妻扎堆離婚的現象。

“子女與父母雙方戶口在一處”與“子女戶口與父母一方在一處”，就是直接入學與接受調劑之別。如此規定，背后的公共政策倫理是什么？事實上，很難看出這其中有何價值層面的考量，其主要作用只是以家庭狀況區分出層級，用以作為入學的依據。

公共政策如果對家庭狀況作出細致要求，并以此決定明顯的利益劃分，那么就是在與家庭倫理博弈，在這則新聞中看得很明顯。很顯然，將板子打在父母身上，恐怕有失客觀。面對教育資源如此緊張的局面，政策又留下了一絲切口，如此選擇不難理解。

石家莊“幼升小”致離婚扎堆并非孤例，近些年假離婚或假結婚并不少見，在拆遷補償、買二套房、孩子上學等時候都會出現，以至于在輿論場上催生了“中國式假離婚”的說法。盡管戶籍改革和人的自由是改革的整體語境，但把戶籍和婚姻狀況等拈出，在公共資源緊張時作為限制性依據，在很多時候構成了政策制定的路徑依賴。這客觀上就形成了對賭，究竟是選擇利益還是堅持倫理，被拋諸眾多群體面前，構成他們的現實張力與艱難選擇。

正像新聞源中專家學者所說：“或許教育主管部門有不得已的苦衷，片區內孩子太多，容納數量有限，不得不采取這樣‘極端’的措施。”這種苦衷，確實也客觀存在。但在政策制定時，往往會決定“苦衷”向哪個群體轉嫁，這可以是公共資源難以分配的苦衷，也可以是夫妻離異的苦衷。原則上說，公共政策倫理應當與家庭倫理呈現同向的價值導向，前者理當呵護并鞏固后者。

歸根結底，出現假離婚景觀的肇因依然是公共資源供給不足。古語云：倉廩實而知禮節。當代從某種程度上說，也可謂是“公共資源實而知禮節”，公共資源是否充足，政策如何導向，同樣能決定公民的誠實品質與社會的道德水準。具體到石家莊的個案來說，必然是增加教育資源供給，才能實質上解決問題，才不至于構成對正常家庭關系的挑戰。